在我的小说原第四十一章《心如止水》中提及到的“反潮流英雄”李庆霖，现在的年轻人大都对这个名字是陌生的，然而经历过文革时代的全国上山下乡的１７００多万知青中，没有谁会忘记他。

 

    是的，作为历史，李庆霖的名字已经和上山下乡运动密不可分了，而历经上山下乡运动磨砺、磨练、磨难的知青怎可能忘却他呢？尽管李庆霖在文革后期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，然而，他当初冒着杀头的风险，上书**反映上山下乡运动所存在的问题，结果引起**的高度重视，修正了政策，给无数知青带来福音，而他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全国知青的恩人。

 

    打开历史，人们知道文革中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**亲自发动的，是文化大革命中的“新生事物”，当时全国都在高歌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”，没有谁敢于怀疑和指责、批评上山下乡运动，而偏偏是这位原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的语文教师――李庆霖，不知天多高地多厚，居然在1972年12月20日斗胆上书**，以他儿子插队落户的遭遇，反映了上山下乡运动政策存在问题，并哭诉他儿子在农村面临“无米之炊”的窘境。

 

    李庆霖给**写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种“告御状”行为，在当时的确是冒着杀头的风险的。可他没想到**读到这封信后，深为所动，并为他亲笔复信，还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３００元汇寄给他“聊补无米之炊”。而正是这封信促成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知青政策及时作了调整，改变了当时千百万知青的命运，李庆霖因而不仅成了当时的“反潮流英雄”，也成了全国知青心目中的恩人。

 

    可令人叹息的是：李庆霖在被宣传为“反潮流英雄”后，其政治命运便与文革紧密相连了。由于他不具备政治家的素质，虽然平步青云，被委以各种要职――从小学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到县知青办副主任、县教育组副组长，直至福建省高考招办副主任和国务院知青办成员、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，但是他看不清中国的政治命运，因而上了“四人帮”的贼船，特别是在所谓的“批邓整风”中，四处做政治报告，摇旗呐喊“揪民主派”、“走资派”，成了“四人帮”的马前卒，这就不可避免地为他自己画上了悲哀的政治句号――

 

    1976年11月，李庆霖被隔离审查；1977年11月被正式逮捕，后被福建省南平地区中级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；1986年12月，福建省南平地区中级法院根据李庆霖狱中改造表现，改为有期徒刑10年；1994年3月，李庆霖又获减刑而提前出狱，回到莆田老家。

 

    附一：李庆霖致**的信

 

    尊敬的**：

 

    首先，我向您老人家问好。

 

   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，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。家庭成份是贫民。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。

 

   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，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。一九六九年，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”的教导，毅然报名下乡，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――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。

 

   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（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），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（每个月八块钱），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，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，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，是可以过得去的。

 

   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，孩子在山区劳动，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，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：

 

   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，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。在最好的年景里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，外加两三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，除此之外，就别无他粮了。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，经晒干扬净后，只能有一百多斤，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，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。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，更是会吃饭的。

 

    在山区，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，不但口粮不够吃，而且从来不见分红，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。下饭的菜吃光了，没有钱再去买；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，也没有钱去添制新（置）的；病倒了，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。其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，更是没钱支付。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，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，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；说来见笑，他风里来，雨里去辛劳种地，头发长了，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。此外，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，直到现在，一直没有房子住宿，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。目前，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，早已露出口音，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。看来，孩子在山区，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，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。

 

    **：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我完全拥护；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，我没意见。可是，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，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，穿衣问题，疾病问题，住房问题，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，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，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。

 

    现在，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，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，完全置之不理，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，这怎么能行呀？有朝一日，当我见阎王去，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，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？我真耽心！

 

    今年冬，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，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，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？前车可鉴，我真不敢去想它！

 

   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，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，并不认真磨炼自己，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，拉关系，走后门，都先后被招工、招生、招干去了，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。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，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，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，就被“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”调用出去，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，国家早有明文规定。这么一来，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，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，又完全举目无亲，就自然得不到“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”而加以调用了。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，干一辈子革命而已。

 

   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，任人唯亲的事实，我并不怨天，也不尤人，只怪我自己不争气。我认为，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。我们小城镇的孩子，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，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，以增长做人的才干，是很有必要的。但是，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，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，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，我想，该不至于是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。

 

    **：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，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。可是，我在呼天不应，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，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“告御状”了，真是不该之至。

 

    谨此敬颂

 

    大安！

 

   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

 

    李庆霖敬上

 

   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

 

    附二：**给李庆霖的复信

 

    李庆霖同志：

 

    寄上３００元，聊补无米之炊。全国此类事甚多，容当统筹解决。

 

    **

 

    １９７３，４，２５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