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5年，李文化导演了宣传“文革教育路线”的《决裂》，1976年元月在全国公映，直接配合了当时的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，全国各大报刊、电台都在头条持续宣传报道。这年初春，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更加激烈。张春桥、江青先后向于会泳下令，要尽快推出紧密配合运动的文艺作品，迟群、谢静宜立即组织了电影剧本《反击》，于会泳、刘庆棠、浩亮等人也时时过问。剧本很快写完，决定由北影厂拍摄，由于《决裂》红极一时，北影厂决定由李文化导演。看了剧本，他并不想接受任务，他说，“当时并不是看出《反击》剧本有什么问题，只是觉得《反击》剧本像个“话报剧“，不理想。”（第236页）但在领导一再要求下，他还是接受了任务。1976年9月中旬，《反击》杀青，准备在10月公映。然而命运仿佛在捉弄人，10月6日，“四人帮”被粉碎，还未来得及公映的《反击》成为“阴谋电影”的罪证。此后两年，李文化不断被要求写检查、交待，一直未被安排工作。

　　1979年3月22日，苦闷中的李文化下决心给当时的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写了封长信，申诉自己的冤屈。很快，胡耀邦的批文就到了文化部，几天后就到了北影厂，他认为《反击》的责任是属于领导的问题，李文化自己只是执行问题，不能纠缠个人不放。胡耀邦的批示，使李文化获得“解脱”，恢复导演工作。当年，他就拍出了把当时全国“拨乱反正”浓缩到一个基层县的电影《泪痕》，由李仁堂、谢芳主演。《泪痕》的主题歌“心中的玫瑰”更是广为传唱，歌词来自传抄，至今不知作者是谁。此片大获成功，受到观众和政府好评。在1980年举行的第三届电影“百花奖”评选中，《泪痕》获最佳故事片奖，还获年度政府颁发的 “优秀影片奖”，李仁堂当选为最佳男演员。在此片的拍摄前后，他又两次给胡耀邦写信，汇报情况，得到胡的表扬鼓励。对此，他深情地写道：“当时，胡耀邦同志是中央领导，日理万机，但是对一个普通的电影工作者有信必答，关怀文艺工作者，心系群众，让人敬仰。我再一次被胡耀邦同志的关怀深深感动了，这位使我得到新生并给予我关怀和前进力量的人，是我们一家人永远难忘的恩人。”“许多年后，我得知胡耀邦同志去世的消息，泪水瞬间从眼眶里涌出。我提着硕大的花篮，一路上强忍着悲痛，到胡耀邦家的小灵堂祭拜。在他的灵像前，我磕了三个头，又抑制不住地哭了！”

　　1985年，李文化还拍过一部以中越边境军事冲突为题材的影片《绿色的网》，但是，“这个片子是在自卫反击战结束时拍的，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，该片也只能被收入仓库了。”

　　但从上世纪80年代中开始，他在影片的选材上有了明显变化，不再导演现实题材的影片，而是导演了许多历史题材片、武打片、枪战片，如《金镖黄天霸》、《无敌鸳鸯腿》、《索命逍遥楼》、《血泪情仇》、《混世魔王程咬金》等等。他非常坦率地说出了自己 “转向”的真实思想：如坐过山车那样大起大落的经历使他在思想上、感情上、创作上对现实题材“心有余悸，产生“怕“字，想远离现实题材”。“我很担心，如果再拍现实题材，没有把握，一旦掌握不准，就会再犯错误，再遭受挫折”，“我在思想上、感情上、创作上，想多拍些好电影，为党的电影事业服务，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。可是在实践中屡屡受挫。我的心中十分苦闷，不知该如何在电影导演的创作中去拼搏，去奉献。我反复地想这些，有时绞尽脑汁：怎样才能安安静静地、不受任何干扰地、没有风险地去导演电影呢？想来想去，我最后认为，拍历史题材的影片或武打片、枪战片最安全，最保险，最合适”，“拍这样的影片，群体之间、帮派之间、个人之间，怎么批、怎么斗、怎么打都行，甚至打得鲜血淋漓、你死我活都没有关系，都好表现，都好处理，都和现实的政治挂不上钩。而且，同样能为电影事业服务，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。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，何乐而不为呢？”

　　从上世纪80年代中开始，他在影片的选材上有了明显变化，不再导演现实题材的影片，而是导演了许多历史题材片、武打片、枪战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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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作者：雷颐 来源：经济观察报】 (责任编辑：孙庆阳)